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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被馴化的聲音:搖滾詩歌的反叛、解放與原真性(下)

「搖滾詩歌」的概念始於一九七〇年代蘇聯文壇與樂壇的一種普遍文化現象,然而其意義及影響力的學術化系統建構與方法論,卻是近二十年英美與俄國學界最值得關注的新興領域之一。不少英美學者與俄蘇文化人士相信,是「搖滾樂」這種舶來商品的全球化和在地化,間接地滲透了蘇聯政權,成為解體的一條導火線。於是,相信「搖滾」能「搖滾威權」此一論調的人士越多,也就益發刺激更多搖滾創作的出現。舉凡二十一世紀大型的華人青年或學生運動,例如香港的雨傘運動到反送中,抑或臺灣的太陽花運動等等,也就不難看見搖滾樂團的身影。


本課程藉由英美學界如何研究當代搖滾、流行樂與詩歌的方法,結合跨領域的電影研究,以文本為主,音像為輔,梳理英美搖滾類型與發展史,並將之脈絡化,提供典範的分析。第二部分進而探索威權時代下的蘇聯、臺灣與中國大陸如何在搖滾與流行樂全球化的趨勢中進行在地化的實驗與創作,並聚焦於華語搖滾詩歌如何與政治、文藝青年,甚至是女性身份連結,開創別於他國文化的作品。

燃燒的原真性:搖滾樂與二七俱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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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lan插電事件所引發的爭議,其實不只是音樂風格之爭,更牽涉到搖滾文化最重要的核心價值「原真性」(Authenticity)。對許多樂迷而言,真正的搖滾不只是演奏方式或曲風選擇,而是忠於自我、不向市場與權威妥協的生活態度。正是在這種價值觀下,搖滾樂逐漸發展出一套近乎浪漫化的「天才神話」:藝術家必須不斷突破界限、燃燒自己,甚至以生命換取創作靈感。也因此,在搖滾文化的發展史上,藥物、酒精、自我毀滅與創作自由之間的糾葛,始終是一個難以迴避的議題。


以披頭四(Bettles)為例,Bob Dylan在造訪時帶給了他們大麻,約翰‧藍儂(John Lennon)事後回憶,Dylan當時帶來了兩樣重要的東西:一是大麻,二是提醒他們「歌詞才是歌曲的靈魂」。從那之後,藥物開始被這群創作人視為尋找靈感、幫助創作的工具,甚至在後來進一步仰賴LSD來捕捉前所未有的體驗,試圖在幻覺中創造出超乎現實的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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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對創作靈感的瘋狂追求,本質上與搖滾樂追求的「原真性」相呼應,因為原真性強調的是一種直率、誠實、再現自我且不向社會現實妥協的態度。對於許多處於社會邊緣或擁有極端性格的樂手,如艾美‧懷絲(Amy Winehouse)或寇特‧柯本(Kurt Cobain),藥物與酒精的依賴往往源自於家庭不幸或成名後的巨大壓力,他們在藥物的催化下,用極短暫的生命燃燒出令人難忘的聲音。

 

這種「燃燒生命」的過程,雖然最終導致了二七俱樂部的悲劇,但在搖滾文化的脈絡中,卻被視為一種對抗主流霸權、追求極致自由的表現。因為搖滾樂本身就是一種不受控、沒有官方認可的形式,而嚮往這種自由的人,往往不願被任何規矩所禁止。

Amy Whinehouse in the Tonight Show
圖片來源: Merino JR 11 / CC0 公有領域 (由 Wikimedia Commons 提供)

鐵幕內外的吶喊:搖滾詩歌在審查夾縫中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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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的「搖滾詩歌」是一個適用於二十世紀「解凍時期」至「停滯時期」的專有名詞,其特色在於創作者多為嚮往自由的高知識分子,常透過詩歌的隱晦性來試探文藝審查的界線。代表歌手維索茨基(Vysotsky)以一把木吉他如說書般吟唱,其作品《北京城外附近》便結合時事反映了當時對中國文革浩劫的感觸。此外,蘇聯經典電影《命運的嘲弄》中的詩歌如《沒有人會在家》,則以孤獨的意象反映了在監控嚴密的社會中,知識分子如何將愛情視為唯一不受控的私人領域。蘇聯解體前夕,被譽為蘇聯約翰藍儂的朝鮮族歌手維多崔(Viktor Tsoi)爆紅,其代表作《我有時間但我沒錢》唱出了重建時期青年面對資本介入、社會轉型時的心靈變化。

Stamp of Russia, Vladimir Vysotsky, 1999
圖片來源: 俄羅斯郵政 (Russian Post, 1999) / 俄羅斯國家標誌公有領域

中國大陸的搖滾樂在八零年代改革開放與重建時期的背景下爆發,崔健被公認為「中國搖滾之父」,也被視為中國的約翰藍儂。他的經典作品《一無所有》在1989年天安門廣場廣為傳唱,這首歌不僅是單純的情歌,更被賦予了對抗政治壓抑、性別比例失調及兩岸關係等多重意識形態的解讀。崔健的其他作品如《一塊紅布》以虐戀隱喻個體與國家的關係,《盒子》則透過鮮血染紅的旗子與套娃般的盒子,揭露了社會主義制度下理想與身體分離的荒謬。到了21世紀,萬能青年旅店以《殺死那個石家莊人》等作品描繪了北漂青年的內捲困境,透過「大廈崩塌」的意象傳達出青年對未來希望的幻滅感。

「一塊紅布」
圖片來源: 由 ChatGPT (DALL-E 3) 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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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搖滾樂同樣經歷了從戒嚴到解嚴的深刻轉變,羅大佑是從民歌轉向搖滾的代表人物,他被稱為「音樂良心」與「抗議歌手」。其名作《鹿港小鎮》深刻控訴了現代化過程中鄉鎮往都市移動的失落感,而《知乎者也》則對傳統儒家文化與官方意識形態進行了尖銳的批判與嘲諷。薛岳則在戒嚴末期以更純粹的搖滾精神推動變革,其開山之作《搖滾舞臺》以「漆黑舞臺」隱喻戒嚴體制,渴望自由的風吹入,而《機場》則象徵了解嚴後人民終於可以自由來去的渴望。九零年代林強的《向前走》標誌著台語搖滾的覺醒,反映了青年無所畏懼地前往台北打拼的心情。隨後,與社會運動緊密結合的滅火器樂團,以《島嶼天光》形塑了一代台灣人的共同記憶與革命運動精神。

太陽花學運立法院議場內
圖片來源: 美國之音(VOA)/公有領域 (Public Domain)

姐就是皇后:搖滾樂中的女性主體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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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在搖滾中的力量不容忽視,若從早期說起,Joan Baez的歌聲中具備一種鄉村風味與感傷情懷,並傳達了當時強烈的反戰訴求;Big Mama 所演唱的 “Hound Dog” 展示了底層人民對權貴的真實控訴;此外,Amy Winehouse 作為「二七俱樂部」的代表,其獨特的嗓音與坦白甚至帶點情色的歌詞,在 21 世紀重新詮釋了藍調與爵士融合的搖滾意境,她將愛情的慘烈與悲哀轉化為極具震撼力的藝術,展現出殘酷卻真實的美感。


臺灣的女性搖滾力量在亞洲樂壇中極具指標性,代表歌手首推回歸原住民認同的「阿密特」(張惠妹)。她在作品《母系社會》中以搖滾樂風挑戰父權社會的假面具,戳破了女性只能「進得廚房、出得廳堂」或作為生產工具的物化現象,宣示女性擁有獨立的主體權力。楊乃文則展現了另一種「姐就是皇后」的酷勁,她的作品《Queen》傳遞出新時代女性「愛自己勝過愛男人」的自覺,其特立獨行、從不妥協的態度,體現了搖滾中不被馴化的野性。而蔡依林的《Play我呸》則結合了女詩人夏宇的文字,以戲謔與前衛的手法利用大眾文化的物化標籤來反向操弄商業邏輯,展示了新一代女性在父系審美下的高度主觀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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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搖滾與男性不同之處,在於她們更傾向於從內在纖細的情感中爆發力量,並與社會脈絡、性別翻轉緊密結合。如「文青女神」陳綺貞的《雨水一盒》,透過哲學式、充滿詩歌象徵的意象,表達女性情感中敏感且不可靠的孤寂美學。陳珊妮則以知性且極度獨立的姿態,在《乘噴射機離去》等作品中描繪現代單身女性在世界遊走中的疏離與孤傲。Tizzy Bac 的陳惠婷則代表了在現實與夢想間掙扎的年輕女性,其作品《鞋貓夫人》以「我最強」的鋼鐵意志,為脆弱的靈魂抵擋黑暗,這種在不確信中尋找自我的韌性,正是女性搖滾獨有的力與美。詮釋搖滾的「力」不一定要透過純粹的肌肉力量或激進的破壞,而是一種關於「自由與解放」的內在覺知。女性歌手在舞台上展現的「美」,奠基在「原真性」之上,無論是像阿密特那樣具備震撼丹田的現場唱功,或是像陳珊妮般極致冷靜的知性美,她們都在透過音樂尋找並確立自我。搖滾樂的本質是失意與不滿的發聲,女性歌手藉由打破溫柔順從的傳統框架,將憤怒與絕望轉化為前衛的藝術呈現,這種對抗現實、追求全然自由的姿態,便是搖滾詩歌中最具動人力量的體現。

張惠妹台東跨年演唱會
圖片來源: 維基共享資源 User160802/CC BY-SA 4.0

世界第一等:不被馴化,但要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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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的最後,最重要的並非只是學會分析歌詞、詩歌或社會脈絡,而是希望同學們在面對生活壓力時能夠感到「開心」。搖滾樂有時能說明我們的心境,無論是感到如「孤獨的海怪」般痛苦,或是像「鞋貓夫人」那樣在對未來感到茫然時仍要尋找自我,老師希望大家課後能記住最重要的是「活下去才會有希望」。生活雖然充滿許多不如意,但只要活著就有希望,因此千萬不要自尋短見,當感到「壓力山大」的時候,就找一首快樂的搖滾樂來聽一聽。


為了讓大家能以輕鬆的態度面對生命,課程最後特別選擇了一首比較「芭樂」的歌曲《世界第一等》來與大家合唱,希望傳達「人生的環境,乞食嘛會出頭天」的樂觀精神。人生的風景有時猛、有時平,但「千金難買好人生」,大家應該學會三不五時與朋友「湊陣」聚會、唱唱KTV,以此作為心情的出口。


這門課程講了許多底層的控訴與憤怒,其本質其實是為了尋找並面對「誠實的自我」。雖然我們不一定能成為那種萬人迷的「超級巨星」,但在這個變動且充滿「內捲」競爭的社會,大家一定要聰明一點,千萬不要用「四倍的薪資」去買你「十倍的生命」,健康和青春是再多錢都換不來的。就算運氣不好失敗了,也要像歌裡唱的那樣,挺起胸膛坦蕩蕩地活著,保持那份不被馴化的個性,為自己尋找開心的理由,這才是這堂課希望大家帶走的真實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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