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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文明」?──從近代西方文明觀
到東亞知識人的文明探索

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為什麼還需要重新思考一百多年前東亞知識人所討論的「文明」呢?這不僅是歷史研究的問題,更關係到我們如何理解現代社會、民主制度、人權觀念,以及東亞國家走向現代化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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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Civilization)看似是一個理所當然的概念,但它其實並非一個固定不變的名詞,而是隨著不同時代、文化與政治環境,不斷被重新定義與詮釋的思想。它既代表自由、人權、法治等普世價值,也曾經成為殖民主義和帝國擴張的重要理論依據。因此,要理解今日東亞社會如何形成,便不能忽略「文明」概念在近代世界中的意義流動與轉化。

西方「Civilization」的雙重意涵
 

英文「Civilization」原本源自「civility」,除了「禮儀」、「規範」之外,更包含「公民」的政治意涵,代表具有法治、自由、公民權利與公共生活的社會秩序。因此,在十八、十九世紀的歐洲,它逐漸成為解釋西歐國家發展的重要概念,也是自由主義政治思想的重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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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十九世紀的歐洲列強也普遍認為人類社會存在由低到高的發展階段,而西歐正位於文明發展的最高峰。於是,「文明」逐漸變成衡量世界各國是否「進步」的標準,也形成了「文明」與「野蠻」、「開化」與「落後」的二元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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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從野蠻到文明的線性進步觀背後隱含著明顯的西方中心主義。歐洲國家往往以自己作為文明的標準,將亞洲、非洲與美洲視為尚未開化的地區,並以「傳播文明」作為殖民統治與帝國擴張的正當理由。因此,Civilization同時具有光明與陰影兩面:它一方面推動自由、法治與人權,另一方面也成為殖民主義的重要思想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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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進入漢字文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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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文明」一詞早已存在。《易經》便有「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等用法,其原意是指夏商周三代之文采光明、文化昌盛,蘊含著「慕古」色彩,而非當代所理解的往前追趕、趨新、帶有優劣比較意涵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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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而言,十九世紀西學東漸之後,「文明」與其他語詞競合之後,成為東亞世界Civilization的通用譯語,自此承載了全新的政治與思想意義。它不再只是文化昌明,而開始包含近代國家、自由制度、公民社會、市場經濟以及科學知識等內容。同時,它也將西方對文明的判準、自由主義思想以及帝國主義擴張等複雜歷史一併帶入東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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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近代東亞各國討論「文明」時,其實是在面對一個來自西方、卻又必須重新消化與轉化的新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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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匿名著作改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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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中葉,英國出版了一本看似普通、卻深刻影響東亞地區思想的書籍──《政治經濟學──供學校及個人使用》。這本書以淺白方式介紹亞當.斯密自由經濟思想,說明私有財產、勞動、競爭、交換與市場如何依循自然法則運作。它原本只是一本面向普通讀者的教育讀本,價格低廉、篇幅不長,卻成功將深奧的政治經濟學轉化成人人都能理解的常識。特別的是,這本書沒有署名。直到一百多年後,哈佛大學學者Albert M. Craig透過出版社檔案與文本比對,才證實真正作者是蘇格蘭律師約翰.希爾.巴爾頓(John Hill Bur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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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ert M. Craig推測錢伯斯兄弟之所以不提巴爾頓之名,原因在於想透過出版社的聲譽,樹立該叢書「平民百科全書」的品牌形象,以推廣「中立、客觀、普世且具科學性的知識」。這種刻意不凸顯個別作者的出版策略,引導讀者接受書中內容具有普遍性,而非只是某位學者的個人見解。

 

​書中強調「自然規律」與「競爭」是維持社會穩定的基石,這種說法經由出版社的品牌包裝,使其在勞工階級與學生讀者眼中,更具「理所當然」之公信力與權威感。這也是十九世紀的英國菁英階層希望透過普及教育與知識來啟蒙大眾、培養理性公民、穩定社會秩序的典型作法。​

​​​​​一場跨越東亞的思想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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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從英國愛丁堡出發,首先傳入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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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福澤諭吉將其內容改寫、吸收於《西洋事情外編》,向日本介紹西方文明與近代制度。他對文明、教育、獨立人格與公民社會的強調,深刻影響了日本社會的近代化進程。

 

隨後,1885年,傅蘭雅與應祖錫在上海合作翻譯這本書,將中譯名訂為《佐治芻言》,意即提供一些可以輔佐治理國家的淺見,將這部作品引介給晚清社會。​

​之後,本書的思想透過相關的中日翻譯書籍,將影響力持續擴散到整個東亞。在韓國,俞吉濬的《西遊見聞》便是參照《西洋事情外編》,再進行更適合韓國社會的編纂著作。後續康有為的《大同書》、梁啟超的《新民說》,以及越南潘佩珠的《新越南》、潘周楨的《東西道德與倫理》等重要著作,也是在同樣的思想土壤上進一步開花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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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思想家並沒有完全照搬西方文明觀,而是依照各自國家的歷史與政治處境重新詮釋。例如,有人強調教育改革的重要性,有人主張政治制度革新的迫切需求,有人提倡公民道德,也有人致力於探索民族獨立與國家富強之道。而所有人都共同關心的是:如何讓自己的國家「晉於文明」,在世界列強的競爭中生存下來。

 

因此,同一本西方讀物,在日本、中國、韓國與越南產生不同版本的文明論述,並形成東亞近代思想交流的重要共同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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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不是唯一答案,而是不斷辯論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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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這段歷史,我們可以發現「文明」從來不是單一答案,而是一場持續進行的思想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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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西方而言,文明代表自由、法治與公民社會,但同時也伴隨殖民主義與文明優越論;對東亞而言,文明既象徵現代化與富國強兵,也涉及如何保存自身文化、如何建立新的國家認同,以及如何面對西方帶來的衝擊。

因此,十九、二十世紀東亞知識人關於「文明」的討論與想像,並非只是單純模仿西方,而是在西方思想與本土傳統的拉鋸之中不斷調整、選擇與創造。他們將來自英國政治經濟學中的自然法則、競爭、市場、公民等概念,轉化為思考民族存亡、國家改革與社會進步的重要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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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重新閱讀這段歷史,不只是為了重現一本書或幾位知識人的故事,更是為了理解「文明」如何成為塑造現代世界的重要概念之一。文明既不是單純的科技進步,也不僅是物質富裕,更不是某一個文化凌駕於其他文化之上的權威標準。而是一套關於自由、人權、公民責任、法治、教育、經濟制度與文化價值的綜合思想與表達,同時也是不同地區的人們彼此交流、衝突與融合的歷史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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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英國的一本匿名政治經濟學教材,到東亞各國知識人的共同思想資源,這段跨越一百多年、橫跨歐亞大陸的思想旅行,讓我們看見:文明並非固定不變的終點,而是一個持續被不同文化重新理解、重新創造的過程。理解這段歷史,也有助於我們重新思考今日所謂的文明,究竟應該建立在什麼樣的價值之上,以及我們希望創造什麼樣的未來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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